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股票配资亲身经历
人们喜欢张雪的故事，一个曾经失意的草根少年，靠着步履不停地坚持和努力，逆袭成功。
但这样的故事并不多见。当年报道他的湖南卫视《晚间新闻》节目组中，不少人说，二十年来“只有一个张雪”。要不是他现在火了，很多人对张雪没什么印象。
作为一档日播节目，从1998年改版到2008年落幕，他们记录过太多追逐梦想的身影。那是一个向上生长、充满活力的年代。
当年的节目列表里，有根据声音辨别方位的盲人足球队，自编节目欲上春晚的农民，也有一些今天听起来很不可思议的“壮举”——一名武汉大学生选修近百门大学课程、一个乡村发明家自制风筝拉车日行70公里……
只是喧嚣早已沉寂，能被记者们想起来的，真的不多了。
那些曾经和张雪一样、出身草根的追梦人，他们还在坚持吗？他们的梦想实现了吗？我们找到了其中几位。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地方，有着不同的际遇，经历过成功，也体会过失败。比起张雪，他们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。
▲ 2006年《晚间新闻》节目中的张雪。 节目截图
流浪歌手：怎么就丢掉了唱歌这个家伙什儿
说起张雪，李锐脑际闪过另一个姓张的小伙子，“跟张雪一模一样，都是那种死皮赖脸型的。”
那是2001年，李锐在《晚间新闻》栏目当了三年主持人。一次在四川康定采访完吃饭，一个卖唱的年轻人闯进了包厢。“请你让开一下，不要吵我们。”但年轻人不肯走，非要唱一段。
他唱了一首藏语歌，一开口给人拉回到辽阔苍茫的西藏边陲。“这声音太独特了”，李锐和同事们拿出钱，想请小伙再唱两首，但人家偏偏不唱了，“还挺有性格。”
节目组跑了五趟才最终把小伙“拿下”。跟着去了他“贫民窟一样”的出租屋，听了他的故事，这是个流浪歌手——在西藏当边防兵，退伍后又经历了下岗，大篷车创业失败，最后来到了康定卖唱。
这期节目播出后，《晚间》的电话被打爆了。湖南卫视想和他签约，但他不肯，在将近十年的流浪里，他学会了警惕，不想进入一个更复杂的世界。
但改变早就开始了，人们记住了这个叫张勇的歌手，更多人找他唱歌，他的心静不下来了。从前他的梦想是攒钱在老家搞批发，现在他可以做个更大的梦。
2004年，他成了湖南卫视的艺人。《晚间》花了三十多万元，请了专业团队，给他出了一张专辑，名字就叫“张勇”，专辑还写着“湖南卫视晚间新闻向您推荐”。专辑12首歌，只有一首是原创。
▲ 张勇唱的《晚间》片尾曲MV。受访者供图
因为唱别人的歌没给钱，张勇还被告了。但他无所畏惧，一年有一两百场演唱会，到处走穴，聚光灯给了他自信和狂妄。可没过两年，灯光渐渐暗淡下来，他从互联网上消失了。
2026年4月，当新京报记者联系上了张勇后，他显得很欣喜。在正式采访前，他查了新京报在微博上的粉丝量。“需要我配合什么吗？”见面之前，张勇头顶抹上了油，穿了一件白色夹克，他说是为了迎接采访借来的。
张勇背来了吉他，唱的都是以前的歌，吉他也有些年头了，是20多年前湖南卫视给他买的。琴弦尾端粘着一大片胶水，面板上有道道刮痕。如今这把吉他更多的用处是自嗨一下，或者在酒局上助助兴。
张勇依旧以歌手自居，但他已经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歌手了。有粉丝问他，他就说，在忙其他事，等事情做完了，还会唱的。忙着忙着，十年就溜走了。
很少人知道张勇还出过第二张专辑，基本都是原创歌曲。按理说，这应该是个人音乐生涯迈进的一大步，但随着《晚间》栏目的落幕，他找不到推手。大部分斗志都丢在了那个时候，后来他干脆不写歌了，埋头赚钱。
踏入商海后，张勇才发现，自己不是做生意的料。他干过很多事，为湖南卫视电视剧频道拉过投资，开过音乐酒吧，办了影视公司。比起成功，更多的是失败。
他认为失败的根源在于不够聪明。他搬出别人的话来证明这一点，“智商是硬伤”“一根肠子通到屁股”“这眼神就是清澈迷茫，总带着点蠢”。一次他给人拉了几百万的投资，就赚了2万块辛苦费，而他为了做成这单，请客吃饭的钱都不止这些。“有钱坑钱，没钱坑人。”说完他嘿嘿笑起来。
▲ 张勇弹唱了一首以前创作的藏族歌。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
他想抓住这次采访机会展示自己，要带记者去他开的藏医馆，与他有合作项目的村落社区，还要顺便参观一个乡村大舞台，在那里展示才艺。甚至还可以卖惨博同情，他提议，要不要配合哭一鼻子。
哭也不全是假的。张勇的两个朋友告诉记者，勇哥喝醉就哭。哭他没有坚持的理想，也哭这些年在商海经历的尔虞我诈。他们分析，勇哥手里资源太多，鱼龙混杂，而他迷失其中了。
怎么就丢掉了唱歌这个家伙什儿，张勇哀叹、可惜、后悔，但说完了，他总会拐个弯。他说要是去年、前年来找他，会看到一个更惨的张勇。他把人生比作过山车，起起伏伏，这两年在谷底，不能再低了。
今年他打算支棱起来。像是一种习惯性的自我安慰，他好几次以“未来我要”开头，蹦出一系列的豪言壮语。他计划搞一个银龄大舞台，请老年人才艺表演，把情绪价值拉满，再趁机植入点歌唱培训，满心期待着有一天能赚大钱。
说着说着，他又信誓旦旦起来，“我会起来的，真的，我百分百能起来，别人把我命也算了，觉得我长得就像有钱人，绝对不是那种没钱的。”
农民作家：看不懂这个时代的变化
与张勇不同，在2005年，《晚间》记者采访到雷谏声时，他已小有名气。各路报纸、电视报道的标题，总会提到“（农）民工”“作家”，在当时，这是个吸引人的标签。
那年三月他出版了一本叫《清白》的书，印了5000册。封面被黑白切成两半，背面又颠倒过来。他说，书是献给农民工的，其中70%写的是自己。
在被媒体关注前，他先后在广东、山东做了15年的打工仔。当过小包工头、开过摩的、在鞋厂做制版工，但他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过另一种生活：写作，然后改变世界。
▲ 雷谏声。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
1967年，雷谏声出生在湖南省衡阳市祁东县的一个小村庄。辍学后，他在家务农，比起干活，他对写日记更有激情。村里人把他的“不同”理解为狂妄，背地里说他，好吃懒做，不像个人。他便给自己起了个名字，雷从人。
谏声也不是他的名字，身份证上他叫雷建生。南下打工后，他有了更多的创作欲望。写日记变成了观察社会，他说是因为杂文看多了，对社会就有了想法。
2003年，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《孙志刚之死》，在头版报道边上，雷谏声写下“我要把它搬到我的小说里”。他辞去了工作，收集了当时市面上所有关于该事件的新闻，然后跑到《南方都市报》报社办公室，找到记者要到了孙志刚家属的联系方式，以此为背景，写了三篇小说。
▲ 雷谏声在故纸堆里寻找老照片。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
小说发表后，他成名了，回到了老家，再也没打过工，成为专职作家。和张勇一样，2008年以后，雷谏声也从网络世界隐身了。当年采访他的《晚间》记者推测，“应该查无此人了。”
媒体确实把他给忘了。2006年一家女性杂志替他征婚，他因此认识了现在的妻子。他说那个记者是他的媒人，也和他关系最好。但发微信过去，才发现对方把他删了。
在聚光灯远去的日子里，他还在关心着社会。在湖南某新闻网站“百姓呼声”的栏目里，新京报记者找到了雷谏声。那是他在2010年写的一封反映信，信里他控诉当地一个水电站的移民安置问题。
雷谏声还在坚持写作，但比起20多年前，他更孤独了。
晚上等妻子睡着了，他会去书房，坐在电脑前偷偷摸摸敲上一阵，他计划一天写2000字，但很少能完成。妻子是他的书迷，是他的支持者，可这两年开始“唠叨”了，“饭都吃不上了，写书有什么用？”
这些年，他离主流文学圈越来越远。2006年，雷谏声加入了省作协，但他融不进去，悄悄退出了。2007年，有人推荐他当县文化馆的文学干部，没批下来。2008年，他受县委党史办委托，采访老红军的遗属，文章写完后他托一位熟识的记者发表。文章发了，还获奖了，但署名变成了那个记者。他和对方打了官司，三年后才等来道歉。
他认为这是一次巨大的失败，本来是千载难逢进县委宣传部的机会，怎么就这么荒唐地没了？“天生我就是干农民的。”自卑常常让他胆怯，他说湖北卫视曾邀请他当文学编辑，他不敢去，说自己学历太低。当年在大学里开签售会，他也说过类似的话，在讲台上，他结结巴巴，请学生们不要问他深奥的问题，他怕答不上来。
2011年，雷谏声承包了县里一片枣园，后来因政府修路被征收了。2017年初，他又投资了一百多万元，计划在衡阳一个村庄租一个农庄建养生馆，疫情来了，没做起来，他欠下一笔债，成了老赖。现在他仍守着租下的农庄，种点小菜，把一块钱掰成两半用。
▲ 雷谏声摆地摊售卖《清白》。受访者供图
“看不懂这个时代的变化。”他说。
《清白》之后他又写了两本书，花了四五万元付费出版后，也没发行。前两个月，其中一本在某听书平台上线，播放量令人泄气，从第一集的2000多，很快跌到了不足百。“现在的年轻人爱看短视频，不看书了。”他这样理解。
一位经常“接济”雷谏声的朋友说，他的书太啰唆，错别字也多，读不下去。雷谏声没有否认，有时故事讲着讲着，他总忍不住加入自己的观点，破坏叙事的流畅。他不知道怎么删改，到哪去找提建设性意见的编辑呢？“没有这样的机会，没有这样的缘分，也没有这样的运气。”
不过雷谏声也承认删删改改也难，一是他认为有必要写，二是，“一改全完蛋，脑筋转不动了。”从前他跟某阅读网站签了合同，在上面连载长篇小说，对方让他改改，他不肯，这篇小说就那么烂尾了。
至于已经完成的后两本书，还是献给农民的。“书没到读者手里，没为社会做贡献，我的梦想谈不上高尚。”他长叹一声，说自己是个“失败者”。
被收走证书的“道德模范”：完美是虚伪的
一度，洪战辉也觉得自己失败。
2015年二孩政策还没全面放开，因为不符合湖南当地生育政策，道德模范的证书被收走。他灰心丧气，为什么一点“瑕疵”，从前所有努力都抹去了。
▲ 以洪战辉和妹妹为原型竖立的雕像，他曾建议雕像不要像他和妹妹，应该代表所有的青年。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
洪战辉曾经拼命、执着、肯吃苦，很用力地活着。十年前的2005年，他带着妹妹上大学的故事在《晚间》播出后，被评为“感动中国十大人物”之一。那些年，几乎关于他的所有新闻，都是以一种悲情的方式讲述。
河南省西华县的一个小村庄是洪战辉人生的起点。那是一片灾害频发的黄河冲积平原，命运给他的苦难加了砝码。12岁时，父亲突发精神病，摔死了妹妹。为了弥补过失，父亲捡回一个被遗弃的女婴，抚养的任务却落到了洪战辉身上。
洪战辉考上高中后，父亲为了给他攒学费，拿家里一袋将近100斤的粮食换了50元钱，但钱远远不够。父亲哭了，洪战辉跟着一起哭，但他哭的不是无奈，是不甘，父亲已经很辛苦了，可粮食为什么这么不值钱？他不愿像父亲一样，把命运钉在贫瘠的土地上。
为了赚高中学费，他去县里打工，装竹棚。高中时卖圆珠笔芯，大一时，他跟踪卖电话卡的小卖铺老板，追溯进货渠道，又说服了一群学长投资这桩生意。他一分钱没花，赚了3000块。
被媒体报道时，洪战辉已经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成功，他考上了大学，是怀化学院大三的学生，也是很多电子产品和化妆品的校园代理，身后跟着一群小弟小妹，叫他“老大”，他自信、膨胀、狂妄，梦想开贸易公司，连商标都想好了。
▲ 洪战辉在自己创办的特殊教育学校。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
然而被报道后，他的人生岔到了另一条路上。
在艰难与无望的境遇下，依然努力实现自己，他因此被评上了“感动中国十大人物”之一，从此身上多了一个标签。
最直接的变化是，他觉得作为道德模范，自己不能出错，不能像从前那样无所畏惧，不考虑后果了。有大学同学开玩笑说，中国从此多了个模范，少了个企业家。
他放弃了创业计划，选择了一条更稳妥的路——专升本考入中南大学商学院，一路念到硕士。毕业后他回到怀化学院，当了团委干事。渐渐地，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
如今洪战辉42岁了，比从前胖了些。他在老家河南周口办了一所特殊教育学校，没有媒体报道过他的近况，他说自己低调了很多，不敢出头。
2015年，证书被收走的事彻底改变了他。那个标签曾困扰他许久，但突然的失去，他有点不适应，消沉了很久。
后来他想通了，那个宣传中的“洪战辉”不是他，而是别人眼里他应该的样子——一个完美的，没有任何瑕疵的道德模范。他意识到，长期以来，自己也被这个标签绑架了，“完美是虚伪的，人不可能没有瑕疵。我要做回平凡的普通人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不是一座丰碑。”
2017年，洪战辉开始自己创业，在长沙开了一所中等职业学校。但一年后失败了，“被赶出了学校。”他说是被投资人骗了，但这一次他接纳了自己的失败和不完美，“人家想玩资本，我想做教育，不在一条道上。想清楚了我真正要做的东西，就不去争了。”
现在，他按自己的想法教育学生。他仍相信，努力一定可以抵达成功。
带记者参观学校时，他在学生宿舍前特意停了下来，地板一尘不染地反射着光，铁板床上叠放着军绿色枕被，是有棱有角的豆腐块状。这种有条不紊的纪律性令他满意，他介绍，学校里没有保洁，因为孩子们会互相“攀比”——比一比谁更干干净净、规规整整。
▲ 一尘不染的学生宿舍。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
洪战辉说，这些平时不想学习的孩子，来了这里以后会觉得无聊才是痛苦的，劳动一下就会发现自己的价值。“所有失眠的孩子到了这里，用不了三天都不再失眠了。”
这几乎是他的经验之谈。高中有一段时间，父亲又犯病了，家里没钱，学习也跟不上，他幻听、失眠，觉得生命没意义，不想活了。靠着每天拼命干活透支体力，重新回到了“战场”。
他相信，他可以，学生们也可以。这句话反过来也成立，别人可以做到的，他也一定可以。
似乎是一种循环，洪战辉也通过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教育学生。一次，他和学生们对赌，如果他可以坐七个小时不动，学生们就不许再睡懒觉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学生做错了事，洪战辉说是他这个做校长的没教好，惩罚自己做几百个俯卧撑。最后休克被抬着进了医院，左臂留下了长久的损伤。
普通人为什么要有梦想？
客观地说，《晚间》当年报道过的追梦人中，张雪是其中极为特殊的“幸运儿”。
当年拍摄张雪的摄影记者毛子说，“张雪当时的梦想就是有一天能骑摩托到赛场上去比，没有说一定要拿冠军。他明确知道不一定能搞成，但只要给他比赛的机会，他什么都愿意付出。”在毛子看来，这就是真正的执着和热爱，没有功利心。
但即便是张雪，《晚间》节目的大多数成员，也对他没什么印象了。
《晚间》拍过很多普通人的梦想，只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那么成功，在聚光灯照不到的地方。很遗憾，毛子也记不得这些人的名字了。
比如搞发明创造的农民有很多，有人造水陆坦克，也有人造飞机，“他们也很钻研和执着。”毛子说，那时候互联网还不发达，一些人遇到了难题，就会蹲在大学门口找教授，“没有人会伸手打笑脸人的，只要脸皮厚，你就天天在那待着，教授也会被感动的。”
▲ 2000年左右，湖南卫视《晚间新闻》主持人李锐。受访者供图
如今《晚间》停播18年了，但总有些人舍不得走。在节目视频片段下面，人们怀念坐在田间地头的记者，开场白是“迟到的我们就不等了”的主持人，更怀念节目里朝气蓬勃的普通人，以及他们身后那个敢想敢做、野蛮生长的狂野时代。
张勇渴望有钱，功成名就。他说自己一辈子都在流浪。在第二张专辑里，他有一首歌叫《带我回家》，“远方的明月光它射入我的心脏，……带我回家，我没有勇气再流浪。”这是他身处异乡真实的心声。那么为什么不回家？他说那么失败，哪有脸回家。
雷谏声关心他的声音能不能抵达读者，能不能改变社会。可时代变了，创作也要变化，他不肯往前走，被钉在原地了。他有自己的固执，朋友说他又耿直又倔，光抱怨，不改变。
对成功，洪战辉有更多的理解。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是成功的，因为人一直在成功的路上。“你现在反过头来想想，自己和小时候相比，好到哪里去了。”他觉得关键看心态，比如办中职，他失败了，但是有收获，学到了做生意的基本规则，这也算是一种成功。
“人只要还有一口饭吃，就一定能改变命运。”这是他最朴素的理论。过去的苦难还在影响着他，大学毕业的半年里，他也试过每天打游戏、钓鱼，但很快就烦了。“活在这个世界上总得做点啥，躺平真的难受。”
▲ 20年前，潘礼平在田间采访。受访者供图
《晚间》的总制片人潘礼平记得，20年前还有一个比张雪火得多的“明星”叫陈良全，也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《晚间》曾连续报道他两个月骑摩托车环游世界的经历，有7万人打他们的热线，说想跟他一起看世界。
从前陈良全依靠捐助实现梦想，但现在这一套行不通了。他的梦想没有变，但周围的一切都在变化。去年他计划去南美洲，因为赞助没到位，被困在柬埔寨200多天。没多少人愿意给他钱。他们说，为什么要把辛辛苦苦挣的钱用去赞助一个周游世界、过神仙日子的人。
潘礼平给陈良全转了点钱，他依然觉得有梦想应该被鼓励。他说，现在的人们就像在快节奏的大机器上各个平面地旋转着，理想变成了奢侈品。时代已经走远，回不去了。
“只有成功的才叫‘张雪’，没成功的还是‘堂吉诃德’。”潘礼平说，这些追梦人就像“堂吉诃德”一般，傻乎乎的，不现实，像在做一些无用功，不管成败，不论结果，都沉浸在自己的兴趣中。
也许，必须努力，有能力，可能还需要一点点运气。但即便以上都有，也不是每个梦想都能实现。那么，假如对梦想的追逐注定是一场徒劳，心怀梦想又有什么意义呢？
张勇说，音乐曾好几次改变了他的命运。第一次是当兵，他考了好几次都没成，后来他在招兵的队伍旁弹琴唱歌，结果意外当上了文艺兵。如果没有去西藏，学会藏语歌，他可能也不会被《晚间》节目组看中——这是他第二次靠音乐梦改写了生命轨迹。
现在，梦想对于张勇来说，变成了一种心态，“我的人在山脚下，但我的心在山顶。”
雷谏声觉得，那是一种信仰，“理想理想，有理无理都要去想。”他把这句话贴在门上，比起文学梦，他心里藏着更多的是一个救世梦。
他仍然坚信文学可以改变世界。谈起这个话题，他兴冲冲地上楼，拿来一本书，翻开秘鲁作家略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故事，“文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干预社会”——这句话被他重重画上一条线。
洪战辉认为，是梦想鼓舞了他，让他一点点变得更好。2005年，县里曾说出资给他家房子修好一点，他拒绝了，提议拿这些钱给村里修条马路。路修了多年，如今又坑坑洼洼一如从前，而他早已往前走了。
▲ 洪战辉家乡的路，依然坑坑洼洼。新京报记者 黄依琳 摄
陈良全也还在追逐梦想的路上，现在的成绩是124个国家，175万公里。潘礼平把陈良全理解为天真、纯粹，活得有激情。“人有没有梦想，是两种不同的人生。”潘礼平说，有梦想的人会更有激情，因为有目标，就会去思考要怎么去实现，会朝着那个东西往前，不会消沉。
正如潘礼平说的，成功的就叫“张雪”，没成功的还是“堂吉诃德”，“首先得有很多个‘堂吉诃德’，才能诞生一个‘张雪’。”他又补了一句。
（毛子为化名）
值班编辑 康嘻嘻 王丹妮
星标“新京报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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